作文地带题目：寻找自我：生命三题——沈从文金庸生命意识比较(网友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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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雪
沈从文和金庸分别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的文化英雄，是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两大高峰。他们两人就时代来说，一个是现代作家，一个是当代作家；就文化语境来说，一个在内地，一个在香港。他们二人在文本文类风格情节上似乎也很难找到共同点：一个是乡土文学，一个是武侠小说；一个是现实主义的路子，一个是浪漫主义的笔法；一个是乡村人事，一个是江湖争斗；一个大部分是中短篇小说，一个大部分是长篇小说；一个是现代的故事，一个是古代的故事；一个是乡土变迁，一个是江湖流转——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巨大差异，似乎沈从文的“边城”世界和金庸的“江湖”世界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而如果要在沈从文和金庸的作品之间找相似性似乎也成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笔者无意挑战高难度，却也觉得未必尽然。如果我们细致的深入的考察两个文学巨匠，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在经历、品格、情趣、笔下世界、风土人情、叙事艺术、语言特色、生命意识、民族意识、思想体系、作品命运、文学生态等方面存在的巨大相似性和研究空间！如在经历上，他们的相似之处便十分明显：都出身在当地的富贵之家；都经历了家族的没落；都在湘西生活过很长时间；都与《大公报》有着令人惊讶的关联；都经历过改行；都曾是调皮捣蛋的学生；都会读书，中外名著野史小说无所不窥；都受过徐志摩的影响，一个是良师益友，一个是亲戚偶像；都特能讲故事；都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用一棵热忱的心来倾注文学；都不重复自己也不重复别人，追求文学创新；都当过图书馆管理员和大学教授；都曾亲眼目睹那个以万物为刍狗的世界所发生的惨状；都曾贫穷得没有回家的路费没有上学的学费；都出于对自由的向往没有成为革命家和政客；都把大部分作品最先在报刊上刊载；都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都曾被人称为中国的大仲马，等等。这些相似性在左右二人的文学道路的筹码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是他们二人高风亮节的人格精神的体现。但这些相似性并非本文所要比较论述的，本文所要关注的是二人文本中体现的生命意识，和流淌于这种生命意识中的具体文化特征。下面，笔者便从女性爱情、悲剧意识、双重批判三个方面来对沈从文金庸文本中生命意识的相似形和独特性进行论述，并在最后寻求他们二人具有“生命意识”的“生命之源”。
一、女性爱情的“希腊小庙”
沈从文笔下的爱情是女主角唱主戏的。沈从文不是创造了几个女性形象，而是创造了一群追求爱情、为爱情转动的女子。无论是自小生长在溪边单纯而又任性的三三，还是单纯自然浑然不觉的小童养媳萧萧，或者温顺乖巧、多情执著的边城翠翠，或者谨慎心细、热烈大胆的像姐姐一样的阿黑，亦或是美丽大方、骄傲善良的夭夭，这些女子犹如山涧的溪流，任情而动，她们天真无邪、纯朴善良的性格是那样相似，他们那份对爱的执著无不体现出一种温柔如水的美。同时，由于身世和具体环境的不同，她们又有着自己独具个性的人生形式和命运造化。尤其是翠翠，在边城充满生命活力、人性美、和谐宁静的世界里，这个洋溢着生命的热情、自然和庄严的少女，集中了湘西自然、民族、人情中最为优美的成分，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那种朴素动人的人性美，在她身上得到了最为完美的体现。后来，翠翠“一天比一天大了，无意中提到什么时，会脸红了”，“有时仿佛孤独了一点，爱坐在岩石上去，向天空一片云一颗星凝眸”（《边城》），再后来，翠翠恋爱了，爱的如何决绝，如此痴迷，如此深入，俨然“希腊小庙”里供奉的爱神。沈从文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显然，这些小庙是为翠翠姐妹们量身定做的。
沈从文同样对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有着悲惨命运的女性进行了人性的凝眸，她们是寡妇、妓女。在这两种人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湘西生活中令人触目惊心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作者对生命回顾和理解的过程。尤其是沈从文笔下的妓女。她们往往“穿了假洋绸的衣服，印花布的裤子，把眉毛扯成一条细线，大大的发髻上敷了香味极浓的油类。白日里无事,就坐在门口做鞋子,在鞋尖上用红绿丝线挑绣双凤,或靠在临河窗口看水手起货,听水手爬桅子唱歌。到了晚间，则轮流接待商人和水手。”（《湘西·白河流域几个码头》）她们从事着最卑下的职业，以卖笑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沅水上游几个省份》里几笔白描深刻的写出了她们的生活现状：
经营“最古职业”的娘儿们，多数身子小小的、瘦瘦的，露出睡眠不足，营养不良的神态，着短衣大脚裤，并在腰边系一条粉红绸巾，会唱小曲，也会唱党歌、军歌、抗战歌，因为得应酬当地军警政商各界，也必需懂流行的歌曲。世人常说妓女生活很苦，大都会中低级妓女给人的印象的确很苦，每日与生活挣扎，受自然限制，为人事挫折，事事可以看出。这小小边城妓女，与其说是在挣扎生活，不如说是在混生活。生存是无目的的无所为的，正与若干小公务员小市民情形极其相同，同样是混日子，迷迷糊糊混下去，听机会分派哀乐得失，在小小生活范围内转。活时，活下去；死了，完事。（《沅水上游几个省份》）
够读者受了的吧！但就是这些出卖肉体的人却永远那么浑厚、淳朴，依旧多情、重义、轻利，有着自己内心的爱。《柏子》里的妓女就是这么一个典型。她虽然在屈辱的生活中生活，其生命却非但没有黯淡枯干，还自有一腔由“性爱”引出来的衷情。她把情感紧紧系在这山水力量代表的水手柏子【1】身上，显示出生命纯洁之美。她多情、重义、轻利，充满了人间的温情。与《柏子》相对照的是《丈夫》。《丈夫》叙述了一个乡下男子到河船上去探望被送出“做生意”的妻子一日夜的遭遇。在这河船上，寻欢取乐的兵士，自称妇人干爹的水保，仗势欺人的巡官，都可以当着丈夫的面，公然声明对妇人的占有。在这里，人已经成为金钱的奴隶，人的两性关系成了纯然的商品买卖关系，人的性行为不再是人的行为，而成为金钱的等价物。这种卖淫行为其本质已悖于人类天性，由这而来的精神上的变化也令人吃惊：不仅衣着打扮失去了原有的朴素，换上城里人的神气派头，而且失去了在乡下做媳妇的羞涩神气，变成城里做太太的大方自由。于是，她由被动地承欢变成主动地适应，内部精神被蚕食，生命已如残烛待尽。伴随读者了解的过程，这一对夫妇在慢慢“醒转”，最后，丈夫和女人一起回到了乡下，从此洗心革面。到这里，《丈夫》成为了男性尊严的复归和女性精神的蜕变，成为了一个“从良”的寓言。从《柏子》到《丈夫》，沈从文的内在精神是二而一的，是一脉相传的，它们共同指向人性的复归。金庸对妓女韦春花的描写同样具有这种效应。韦春花是韦小宝的母亲，是扬州城丽春院中一名中年妓女。韦春花以卖淫为业，但内心却依然保留了中国传统妇女的本色：生儿育女，兢兢业业的把儿子拉扯大而毫无怨言；反对儿子偷鸡摸狗的勾当，具有职业道德，不取非分；无野心，只占一点小便宜便满足；一样具有浅薄而坚定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只是，金庸的注意力不在此而已。
金庸在努力探讨的是：“问世间情为何物？”无疑，金庸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并行诸于笔墨间，很有一番成就，倪匡就狂言到：“金庸打遍天下全靠一个‘情’字”，三毛也认为，金庸小说只是写了一个人类至今仍然说不清道不明可以为之上天堂也可能因之下地狱的一个字：情【2】。金庸写了那么多顶天立地的侠客，与侠客们笑傲江湖、仗剑行侠相对应的便是同样水深火热、令人心血澎湃的爱情。然而，走进金庸小说中，我们却惊异的发现，他小说中的爱情大多是建立在女性意识的复苏和觉醒上的，即便是表白和背叛也是女性居多！金庸以现代意识介入女性形象的塑造，笔下出现了一大批鲜活的有生命质感和力度的女性形象。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信勰畋唤鹩沟摹叭诵云降取彼枷胨夤梗逑治恢智痹诘呐幸馐叮喊延跋彀榈哪炅洹⒊錾怼⒈卜帧⑺枷搿⒚褡濉⑽涔Ω叩偷戎钜蛩囟急环旁诹舜我奈恢茫蚜饺说摹罢姘保ㄐ愿窈颓楦校慈诵裕┓旁谑孜弧＠缪罟胄×陌椤Ｑ罟胄×陌槭墙鹩�小说中最具恒久价值的爱情演绎。社会风俗、小龙女失贞、杨过断臂、十六年离别以及江湖上的恩恩怨怨都没有把杨过和小龙女分开，最终，他们遗世遁居，永远在一起。而这段轰轰烈烈的感情却是小龙女占主导地位的。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表面上是杨过至刚至烈、孑然一身为爱孤守十六年，而小龙女文静柔婉静若处女不问世事，但事实上却是作者掩盖了小龙女冰山下面如火如荼的热情，小龙女的几次出走、小龙女的“改嫁”、爱情的表白都是小龙女主动“出击”杨过被动接受。作者对李莫愁、郭襄、郭芙、程英、陆无双、完颜萍、公孙绿萼的塑造也有意无意的与小龙女形成对比，而衬托出小龙女外表的冷与内心的热的双重性格。其实，便是上述诸女的爱情际遇也同时在探讨爱情为何物，人为什么而活，从而把作品的生命意识体现出来。而在一部武侠小说中能够写出那么多圆满个性的女性形象，那也是很不容易的。
对爱情双方“互补性格”的探讨也是金庸的拿手好戏。郭靖的愚敦与黄蓉的敏捷、杨过的好动与小龙女的静柔、萧峰的豪迈与阿朱的骄俏、张无忌的犹豫与赵敏的坚毅、香香公主的洒脱和陈家洛的内向等等都形成巨大的互补性。尤其是香香公主这个少数民族女性，她处处张扬的是如同翠翠一般的大方与爽朗以及对爱情的全心全意。其实在金庸作品中，像香香公主这样爱了就一生不悔的民族女性还是比较多的，赵敏就一心一意的爱着张无忌，不惜背叛本族父兄；在哈萨克族聚居地长大的李文秀骑着白马回到了美丽的江南，阿娜多姿的杨柳和英俊勇武的少年对她并没有吸引力，她学会了古高昌国人的那份固执：“这一切都是很好很好的，我偏偏不喜欢。”（《白马啸西风》）；阿曼虽没有李文秀杰出，但更具其哈萨克民族的气质；苗族女子蓝凤凰一见令狐冲便明示对他的爱意；而何铁手则甚至为了爱情连自己是谁都忘记了。问世间情为何物，看来还是去问这些少数民族女性来得妥当。
那些不美满的爱情也是金庸的笔下之物。金蛇郎君与何红药、岳不群与宁中则、洪安通与苏荃、苗人风与南兰等夫妇都因各种原因恩断义绝甚至刀兵相向成万劫不复的孽债。而这些现象的发生也是大多表现为女性对男性的背叛。像裘千尺与公孙止这对孽障夫妻的爱情与婚姻则不知道从何说起。他们两人一生机关算尽、反目为仇、相互报复，最后不仅自身双双葬死于无名洞窟，还断送了女儿公孙绿萼的大好前程和杨过与小龙女的十六年青春，到底该谁向谁“寻仇觅恨”，恐怕今天的法制社会也很难判定的。问世间情为何物，说句玩笑话，看来对“情”之一物恐怕真的要慎重的了。不然，金庸也不会在作品中发明“情花”，并对之进行一番文学上的品尝了：
上口极甜，后来却苦了。这花叫做情花！…… 似芙蓉而更香，如山茶而增艳，娇姿动人，秀色可餐……杨过从公孙绿萼手中接过情花的花瓣吃了几瓣……入口香甜、芳甘似蜜，更微有醺醺然的酒气，正感心神俱畅，但嚼了几下，却有一股苦涩的味道，要待吐出，似觉不舍，要吞入肚内，又有点难以下咽。情之为物，本是如此，入口甘甜，回味苦涩，而且遍身是刺，你就算小心万分，也不免为其所伤。”（《神雕侠侣·情是何物》）
话危言耸听了点，现实世界未必都如此，像殷素素自刎时告诫张无忌“孩儿，你长大之后，要提妨女人骗你，越是好看的女人越会骗人”（《倚天屠龙记·百岁寿宴摧肝肠》）的话那就更是金庸的个人想法了。这一点，沈从文比起金庸来还是进步一些的。
托尔斯泰在他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沈从文与金庸作品中的爱情虽然在很多时候表现了巨大的相似性，但更多的还是因为情节、时代、人物性格的巨大差异而大相径庭。小龙女的作为与翠翠的作为不可能同日而语，而即便是寡妇，黑猫与穆念慈、巧秀娘与梅超风也不可能给人相同的感受。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些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中，沈从文与金庸建构了别惧一格而又不悖于人性人情的爱情。这些爱情如同一曲哀婉动人的小提琴曲，又如同中国传统的二胡音，柔顺之中透出震撼心灵的力量，让人在掩卷之后还给人以藕断丝连的忧伤与向往。
二、流动的悲剧意识
如果说沈从文与金庸笔下的女性爱情是哀婉动人的小提琴音，那么流动的悲剧意识就是他们的时代交响乐中最响彻心灵的一阵颤音。沈从文与金庸都有一种悲剧意识在流动，他们的所有作品都能让人体会到一种绵绵不绝的伤感和孤独。就沈从文来说，他喜欢有生命的东西，无论是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还是不会说话的黄狗，甚或是只会流淌的水流，他都喜欢。这些物事里面，沈从文牢牢不放的是“生命”。但是，在很多时候，沈从文常常在作品中似乎漫不经心的就通报了一条死讯，《旅店》、《菜园》、《边城》、《月下小景》、《七个小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三三》、《巧秀与冬生》皆是如此。是不是作者对这些人物漠不关心？笔者以为，作者这样的安排恰恰是对生命的重视与尊重，而借用人事的悲剧来对非人的世界进行对照、谴责和蔑视，以至寻求生命的平衡与中和。在《水云》一文中，沈从文写到：“情感上积压下了的一点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中和消耗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朽的痛苦经验，一份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即完美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月下小景》里的爱情悲剧就是这种情感的产物。《月下小景》的故事背景是湘西边境某族（有人认为是土家族）的一个古老风俗：女人可以和第一个男子恋爱，但只能和第二个男子结婚，要是族人触犯了这一古老风俗即要被处以死刑，被沉潭或抛入天坑。在这一背景下，文中主人公傩佑和他的恋人为了灵魂的相守偕老，在一个皎洁清明的月夜，初尝爱情的禁果后，在族人邪恶风俗的桎梏下，双双服毒殉情。在这里，“死”成了追求真爱的工具和反抗劣风劣俗的武器。从而由“死”产生震撼人心的悲剧美感效应。在“死”了之后，作者要表达的是文化的双重力量——非人的文化，可以致人于死地，改变人的一生；进步的文化，可以令人重死轻生，用“死”来捍卫“人性”。作者显扬的明显是后者。又如《旅店》，作者没有渲染寡妇黑猫突然而来的欲望，没有渲染黑猫与旅客一夜情的具体场面，没有具体叙述旅客急症而亡的境况，而只是漫不经心的把一切结果写了出来，似乎旅店还是旅店，只是黑猫有了“小黑猫”并与驼子结了婚、一个男人经历了一夜情后丢下妻儿走了。但是，就这么一点变，就产生了质变——“旅店”具有了象征意义：“对旅客而言，它象征了人生的漂泊动荡与暂时性，它隐含了‘人生如寄’的人类具有原型意味的体验，它的经典的美感特征在于它的不稳定性和梦幻般的感觉；而对于店主人而言，‘旅店’则象征着‘家’，象征着安宁和温馨，象征着人性中对于稳定性和归宿感的渴望。”【3】正是在这种象征色彩中，作者让读者自己去理解“恒”之有涯和“变”之无涯，从而对生、死一捶定音！再来看看《菜园》又是如何。《菜园》是一篇传奇色彩相当浓厚的小说，故事发生的场景是一个与世隔绝的菜园，人物是一对母子和儿媳。菜园的女主人“有教养又能自食其力，富有林下风度”，儿子“把诚实这件事看作人生美德”，菜园自身“溪水绕菜园折向东去，水清见底，常有小虾、小鱼，鱼小到除了看玩就无用处”，甚至于安静中“鱼大致也在休息了”，而新媳妇则“象是过分美丽而不适宜于做媳妇……简直没有疵点可寻”，这不就是沈从文眼中的“诗”，眼中的“画”，心中的“牧野”与“梦”吗？但就是这样拥有儒雅、节制、隐忍、与世无争的人格的人也没有逃过悲剧的命运。作者用一支淡淡的笔把结局写了出来：“做母亲的已病倒在床，原来儿子同儿媳，已和因其他缘故而得着同样灾难的青年人，陈尸到教场的一隅了。”“骤然憔悴如七十岁的女主人，到儿子生日的那一天，天落大雪，突然用一根丝条套在颈子上，便缢死了。”（《菜园》）时光在这里打住，死亡带来的压抑无以用言语表达，悲风已拂人意，惟有痛却如悠悠长河，流之不尽亦捉摸不透。“世道变化太快，且变化得令人忧虑。”小说中漫不经心地写了这么一句。如同过着世外桃源般生活的玉家人的命运尚且如此，想象于“江湖中”——波涛中、浪尖上、刀刃上的千千万万百姓不知又是如何一番场景！沈从文写到这时也是“哀莫大于心死”了吧？到了这里，任何人都已经明白，沈从文对生命是尊重和礼赞的，但是为了重建它的“人性之庙”，沈从文可以放弃生命，而选择“永生”！
金庸同样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来写造笔下的世界，读者甚至完全可以把看金庸小说的过程当成一次“悲怆之旅”。金庸小说有一种很浓郁的悲怆气氛，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里面的人物如陈家洛、香香公主、霍青桐、袁承志、袁崇焕、夏雪宜、温青青、阿九、胡斐、苗人风、袁紫衣、程灵素、郭靖、黄蓉、梅超风、穆念慈、杨过、小龙女、李莫愁、程英、陆无双、张无忌、张翠山、殷素素、李文秀、狄云、石破天、萧峰、阿朱、虚竹、阿紫、段延庆、令狐冲、任盈盈、刘正风、甚至韦小宝，他们身上莫不经历一番坎坷患难，莫不在人生的道路上栉风沐雨，莫不阅历家国的兴亡炎凉，莫不在最后满腔报复都身心惧灭。陈世骧言《天龙八部》“书中的人物情节，可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天龙八部·附录》），其实金庸小说中其它作品又何尝不是？有些东西，看多了，什么都看得淡了；但有些东西，看多了，反印记越深，抹也抹不去，越陷越深。龚自珍曰：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笔者虽还是属于少年意气一类，但对金庸小说中流露的毁灭与破裂还是每看愈真，感慨万分的。金庸小说里的悲剧无疑是“毁灭美的悲剧”，尤其是在一些宏大的叙事场面里，金庸小说更体现了一种悲壮美，《倚天屠龙记》里中原武林大战光明顶一段故事便是如此。当明教教众自知没有生日时，书中写到：
当此之际，明教和天鹰教教众俱知今日大数已尽，众教徒一齐挣扎爬起，除了身受重伤无法动弹者之外，各人盘膝而坐，双手十指张开，举在胸前，作火焰飞腾之状，跟着杨逍念诵明教的经文：“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明教自杨逍、韦一笑、说不得诸人之下，天鹰教自李天垣以下，直至厨工伕役，个个神态庄严，丝毫不以身死教灭为惧。（《倚天屠龙记·与子共穴相扶将》）
当自己即将被火烧毁时，还在挂念着世人“忧患实多”！此情此景，岂不让人万念惧灰！而少林大师空智虽然合什道“善哉！善哉！”，但是他并没有立地成佛，反而更坚定了握紧屠刀的念头。执迷不悟的又何止空智，手握“倚天不出，谁与争锋”之倚天长剑的灭绝师太不更丧心病狂？“一为之甚，其可在乎”，偏激的正邪之念把世人欺骗得好苦！还好，有一个张无忌可以拦住他们。然而，那些具有同样价值的“美”还是被“无情雨打风吹去”，那些美得令人砰然心动的精灵、那些让人引为惊叹的塑像、那些使人倾心神往的乐土、那些翩然地如同一个笑靥、令人心醉神迷的鬼马本色，就是这些，在后面都还是沉沦了：陈家洛辗转半生，武功绝世，后面还是被亲兄出卖，爱人死亡，自己潦倒于沙漠风尘中；萧峰大还男儿，可以顶天立地，但最后还是失手打死心爱的女人，并夹杂于汉族与契丹族之间无所适从，虽然在后面用生命一次性解决了自己何去何从的问题，但对于历史来说，他的行为不过是螳臂当车，蚍蜉撼树罢了；郭靖徘徊于家国爱恨当中，一身热血，但还是于孤立无援中全家尽灭；袁紫衣在世间找到了真爱，但终究不敢背弃师命勇敢的追求，而在身世上也左右为难，一个是父亲，一个是仇人，她的处境不是尴尬一词所能形容；程英、陆无双虽然明了“世事如云”，但还是依然潸然泪下，孤独终老；阿青让越国的武士学了点武术皮毛便灭亡了吴国，但面对天生丽质的竞争对手西施，她却没有一点希望；还有丁典与凌霜华暗无天日的爱情、程灵素自知无望一命救一命的死、李岩为民族为百姓奔波一生反得个“兔死狗亨、鸟尽弓藏”的下场……他们又何尝不是戴着镣铐跳舞的小人物？又何尝不是刀尖上滚动的魂灵？这些也还算有形的，像刘正风一样则完全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就身死易处，闹得个悲惨命运；杨过与小龙女钟情相恋，但只因与当时礼法相对，郭靖便要劈杨过于掌下；更惶论华山派因“剑气”之争而祸起萧墙！
总的说来，沈从文与金庸的悲剧意识还是文化上产生的，这方面既有个人命运经历的折射，也有自身处境的思虑，然而更主要的还是二人对家国命运的深谋远虑。他们都在探求什么才是合理、正常的爱情、道德、规矩甚至“性”，都在寻求一条清晰的光明大道，并在最后都选择了倾轧中的挣扎——毁灭美——这种方式。如同前面所说，这是一个时代响彻心灵的颤音，人们甚至有理由这样做出评价：如果沈从文与金庸没有这种悲剧意识，也许中国现当代文坛上就会少两个重要的节拍。
三、双重的批判精神
一部文学作品怎么样才算成功，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苏珊·朗格提出了一个简捷的标准，那就是它是否是“一件活生生的事物”，是否具有艺术活力或展现出一种生命的形式（《艺术问题·生命的形式》），而不是看文本的类型。文学之所以是人学，就在于作者在体验、把握、发掘、表现人性世情时到位的功力和在读者进行审美娱乐时为他们提供更为深层的价值。作为中国乡土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杰出代表，沈从文和金庸都在有意识的表现这方面的追求。沈从文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的本意不在领导记者去桃源旅行，却借重桃源之行七百里酋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享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习作选代序》）；金庸则表态到：“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笑傲江湖·后记》）诚如斯言，我们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了人性，看到了他们�信档氖迪帧６钊胝夥荨叭诵浴保颐强吹搅松虼游挠虢鹩谷诵运茉旆椒ㄖ凶罹呦嗨菩缘奶卣鳌嘏校馕抟捎质巧虼游挠虢鹩勾醋髦腔鄣囊淮伟岛稀�
沈从文笔下的人物之所以丰满，就在于他用双重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世人，尤其是乡下人个体与群体、乡下人与城里人、乡下小人物与大人物之间的双重批判。对湘西地域的热爱并没使沈从文躲在象牙塔里大唱其赞歌。他清醒地看到湘西珍贵的乡土人情在“外面世界”的冲击下正慢慢丧失。无情的现实使他不能安于古老湘西的理想世界，进入“世外桃源”，而是力求通过对现实的批判，为湘西文化和中国文化找一条出路。所以，他在对湘西风土人情、价值观和那种雄强劲健乐观的人生形式赞美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湘西的野蛮、落后、无动、麻木的反省和批判。因此，沈从文笔下的翠翠、爷爷、夭夭、黑猫、柏子虽然都是经过提炼的，但是，即使是这些提炼过的人物，他们也存在着本我、自我、超我的整合与分裂。以《边城》为例，沈从文关注他们的“本我”，如翠翠对爱情的渴慕与追求；沈从文更用心描写他们“超我”的人生境界：大老的自动退出、二老的出走、爷爷临走前一夜对自我的批判与自责、翠翠对爱情坚定的等待等等，他们把那种有利于他人、有利于集体的思想当作人性中最高的精神圣地，用“善”来禁锢“恶”；然而，沈从文并没有因为群体而放弃个体精神的独立，所以，沈从文也表现他们的“自我”，爷爷对大老求婚的模糊态度，顺顺对爷爷的前后反差皆是如此。正是沈从文这种个体自由与群体生命二者的和谐统一，沈从文作品才能孕育出他那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具有恒久价值的生命。
相较之下，沈从文对与乡下人相对照的城里人的批判则是不遗余力的。而这种批判又体现为对现代城里人人性异化的批判。在沈从文的眼里，文明程度较高的现代都市是个“异化”的世界，城里人受着都市“文明病”的浸染，“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睡眠不足，营养不良，虽俨然常常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习作选集代序》）在这一理解下，便有了《绅士的太太》、《八骏图》、《棉鞋》、《阿丽思漫游记》、《巧秀与冬生》、《传奇不奇》等作品。在《绅士的太太》开篇中，沈从文写道：“我不是写几个可以用你们石头打她的妇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这些都市中的达官贵人以及绅士淑女们，衣冠楚楚的遮掩下则是卑劣肮脏，少爷和姨太太偷情，妻子私通，丈夫另觅新欢。这些描写，显示了都市人们的道德败坏，丧失了起码的人性。《八骏图》中，教授们在道貌岸然中发泄着变态心理，儿女成行的教授在蚊帐里挂半裸的香烟广告美女图；宣布不愿结婚的教授大谈以往主张精神恋爱的同事拜倒于交际花的裙下；信誓旦旦的主人公达士也对海边女郎产生想法而改变了与未婚妻相会的行程。然而，会心的读者还是会发出自己的思考：这里边是否带有乡下人的傲慢与偏见和敌视？是否也有先入为主的成分？显然，在这一点上，沈从文还是没有把握住应有的“度”的。而尤其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沈从文在最后毕竟定居在了城市，也没有告老回乡，而是“魂归故里”。
与城里人的批判相对应的是对乡下大人物的嘲讽与揭露。这一点在《月下小景》、《阿丽思漫游记》、《长河》、《遥夜》、《巧秀与冬生》等作品中比较明显。在这些作品中，沈从文把那些乡下大人物的虚伪丑陋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然而，沈从文也不得不发出感慨：“……叙述到地方一群小官小吏特权者作威作福种种时，一支笔即再尖刻残忍也不能写下去，有意作成的乡村幽默，终无从中和那点沉痛感慨。”（《长河·题记》）以万物为刍狗的世界，当武装到牙齿的乡下官吏对乡下人进行掠夺骚扰时，一点讽刺，一点幽默，一点精神胜利法到底能起什么作用，沈从文是心知肚明的。
金庸的双重批判主要体现为进步的正邪观和复仇观。以往的武侠小说往往为了一种说教的功用而囿限于正邪是非之中，写十全十完美的侠客与恶贯满盈的恶人，这种愿望是美好的，但显然是不智之举。金庸早在《书剑恩仇录》的时候就反对存在什么“十全老人”，在后面的创作中，他更不会走上这条费力不讨好的路。金庸选择的是用写“人性”来代替传统的“正邪之分”。在《笑傲江湖·后记》里金庸写到：“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诚不我欺也！试想，如果金庸笔下的黄蓉拥有了美丽、聪明、善良、和蔼、慈爱、礼让、爱情、事业，那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那当然是仙女了。但是读者会怎么样？还会为之痴迷疯狂通宵达旦的读金庸小说吗？我看未必。如果真这样，有志于武侠小说创作的学者夏济安也不会在《射雕英雄传》刊载后发“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余国去了”【4】的感慨了。黄蓉的可爱在于她的美丽聪明外的那些计谋鬼俩和调皮刁钻。而阿紫如果只是一味的调皮，一味的做坏事，那也就不是金庸笔下的阿紫了。阿紫的美不是单纯的外表美，也不是她机灵古怪刁钻的癫狂之美，而是她对爱情的痴迷与投入之美。所以，当阿紫抱着死去的萧峰跳下悬崖的那一刹，所有的读者都原谅了她所有的不是。而一夜里挑了沈从文家乡沅水流域三十六家店铺的李莫愁如果仅仅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那也无法体现金庸笔下的邪恶之美，真正体现她的独特之处的是她在襄阳城外大战一场之后对小郭襄的天性表现和绝情谷里“凤凰涅槃”时的执迷不悟。那才是实实在在的人性。而欧阳峰，这个西域白马山庄的庄主，本身也是个大奸大恶之人，连鲸鱼都杀伤无数，是个应该遭天戕的家伙。然而，他对私生子的那份深情，对养子杨过的那份父爱，却无疑感染了无数读者的心，让每个人都引起无数的遐思，他的塑造在某种意义上说和金毛狮王谢逊有异曲同工之妙。笔者有时候就觉得他比上帝还亲。他在华山死时，那漫天的大雪就是他赤热的心！血刀老祖则不说也罢，他把《连城诀》里的所有人物都比下去了，连同主人公狄云。而梅超风这个看不到“世间光明”的寡妇如果只是一味的杀人如麻视众生为鱼肉，那也不能体现她的生命本真，她的真实生命是对复仇的执着的同时，对师父的敬爱和对丈夫的忠贞与不悔。梁羽生说金庸写恶人比写正人君子写的好【5】还是颇有些见解的，而恰恰也是金庸的“正邪不分”“是非不分”促成了他笔下“饱满人性”与“大是大非”的“侠之大者”。
如果说对正邪之分的创造性处理是金庸的撒手锏，那么对复仇心态的独到理解则是金庸的独门暗器。快意恩仇是武侠小说的一大母题，金庸小说中每部小说都或多或少的都要写到复仇。有仇恨，报不报？别人杀了你的父亲，你报不报？而如果报仇不成反会误了自己的卿卿性命呢，还报不报？现代社会没有江湖世界那么血腥，也有法制保障，但是在波涛汹涌的江湖，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金庸无疑同意报仇的方式，只是觉得不应矫枉过正，而是从正义与非正义的角度来看待。既然金庸已经打破了绝对正绝对邪的传统分类法，那到底如何解决复仇的正义与非正义？我们可以到金庸小说中寻找答案，《雪山飞狐》、《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飞狐外传》【6】等完全把复仇作为小说的线索之一的小说中任何一部都表现了金庸的认同方向。这里以《神雕侠侣》为例。《神雕侠侣》里面的复仇故事有如下几个：杨过为父报仇、郭靖为师报仇、完颜萍为家国报仇、杨过为孙婆婆报仇、裘千尺为兄报仇、武氏兄弟为母报仇等等，上文裘千尺与公孙止这对孽障夫妻的爱恨情仇虽然道不清说不明，但当然也属其中一个。这里以《神雕侠侣》第十回《少年英侠》中完颜家族与耶律家族的仇恨作为例证。下文便是完颜家族遗女完颜萍报仇过程中的两次经历：
耶律楚材缓缓说道：“完颜姑娘，你已行刺过我三次。我身为大蒙古国宰相，灭了你大金国，害你父母。可是你知我的祖先却又是为何人所灭呢？”完颜萍微微摇头，道：“我不知道。”耶律楚材道：“我祖先是大辽国的皇族，大辽国是给你金国灭了的。我大辽国耶律氏的子孙，被你完颜氏杀戮得没剩下几个。我少时立志复仇，这才辅佐蒙古大汗灭你金国。唉，怨怨相报，何年何月方了啊？”说到最后这两句话时，抬头望着窗外，想到只为了几家人争为帝王，以致大城民居尽成废墟，万里之间尸积为山，血流成河。
完颜萍茫然无语，露出几颗白得发亮的牙齿，咬住上唇，哼了一声，向耶律齐道：“我三次报仇不成，自怨本领不济，那也罢了。我要自尽，又干你何事？”耶律齐道：“姑娘只要答应以后不再寻仇，你这就去罢！”完颜萍又哼了一声，怒目而视。耶律齐倒转柳叶刀，用刀柄在她腰间轻轻撞了几下，解开她的穴道，随即将刀递了过去。完颜萍欲接不接，微一犹豫，终于接过，说道：“耶律公子，你数次手下容情，以礼相待，我岂有不知？只是我完颜家与你耶律家仇深似海，凭你如何慷慨高义，我父母的血海深仇不能不报。”……说着掩面便走。……
耶律齐知她这一出去，必定又图自尽，有心要救他一命，冷笑道：“嘿嘿，完颜家的女子好没志气！……等你再从明师之后，随时可来找我，只要逼得我使用左手，我引颈就戮，决无怨言。”他知完颜萍的功夫与自己相差太远，纵得高人指点，也是难以胜得过自己单手；料想一个人欲图自尽，只是一时忿激，只要她去寻师学艺，心有专注，过得若干时日，自不会再生自杀的念头。
……
二人斗了一阵，完颜萍正要使出杨过所授的三招，门外忽有一女子声音叫道：“耶律齐，她要骗你使用左手，可须小心了。”正是陆无双出声呼叫。耶律齐一怔，完颜萍不等他会过意来，立时一招“云横秦岭”削去，待他侧身闪避，斗地伸出左手，“枯藤缠树”，已抓住他右手，自己右手回转，横刀猛往颈中抹去。
在这电光石火的一瞬之间，耶律齐心中转了几转：“定须救她？但她是在骗我用左手，我一使上左手，这条命就是交给她了。大丈夫死则死耳，岂能见死不救？”杨过逆料耶律齐的心思，只要突然出此三招，他非出左手相救不可，那知陆无双从中捣乱，竟尔抢先提醒。本来这法子已然不灵，但耶律齐慷慨豪侠，明知这一出手相救，乃是自舍性命，危急之际竟然还是伸出左手，在完颜萍右腕上一挡，手腕翻处，夺过了她的柳叶刀来。
二人交换了这三招，各自跃后两步。耶律齐不等她开口，将刀掷了过去，说道：“你已迫得了我用左手，你杀我便是，但有一事相求。”完颜萍脸色惨白，道：“甚么事？”耶律齐道：“求你别再加害家父。”完颜萍“哼”了一声，慢慢走近，举起刀来，烛光下只见他神色坦然，凛凛生威，见到这般男子汉的气概，想起他是为了相救自己才用左手，这一刀哪里还砍得下去？她眼中杀气突转柔和，将刀子往地下一掷，掩面奔出。
以上引文虽然长了一点，但读者应当已经明白金庸的取向了：正当的家国之仇不能不报；报仇时不成功则成仁；怨怨相报何时了时还是要考虑报仇的正义与否，以退让为上。而金庸也通过上文预示我们：能够舍身救人而又信守�信档娜瞬耪嬲频蒙弦簧吧倌暧⑾馈保善肷砩系摹氨疚摇薄白晕摇薄俺摇币簿筒晃首悦髁恕Ｑ罟每斓墩堵衣榈姆绞浇饩隽艘杉易逵胪暄占易寮复说亩髟梗杂谧约菏欠裼Φ备闯鹑绾胃闯鹑匆廊汇露磺澹蠢醇幢闶谴笾谴蠡壑艘灿屑虏幻鞯氖焙颍膊⒎亲苣堋盎劢Ｕ肚樗俊薄５比唬獠⒉荒芄樽镉谘罟罟笔辈⒉恢栏盖籽羁低兜新艄饰褡灏芾嗟木咛迩榭觯皇歉菀芏贤撇舛选Ｑ罟詈笠不故敲髁肆撕挝跋乐笳摺保⒁陨砦都尤肓丝够髑致哉秸拇蟪敝小Ｆ涫担缭谘罟拿掷铮鹩贡愕忝髁伺械闹匦模盒昭蠲指闹鹊忝餮羁导壑等∠虻牟煌祝值忝餮罟詈蟆案闹钡酿б溃晌匠芍裨谛亍�
结语：寻找自我超越自我
在历史的激流和燃烧下，许多神采飞扬的身影都已零落成泥碾作尘，许多显赫一时的声名都已如昨日的一场春梦。而沈从文与金庸二人，却依然牢固地屹立于20世纪的文化前沿之中，在一个个文学思潮和文学论争的起伏裹挟之后，不疾不徐的走向成熟、走向经典。而这一切，是否有“生命意识”的一份功劳？读者当然已经不问自明。爱情、悲剧、双重批判无疑是沈从文与金庸飞扬的动力，但是，梦回沈从文的边城与金庸的江湖过后，我们却不得不追问：具有这些批判意识的根是什么？ 这是个不能饶过的问题，因为上面的几点只能是其中的一些侧面，而只有这个“根”才是沈从文与金庸的作品具有生命意识的“生命之源”，而只有找到这个源头，我们才能彻底的明白这两个文学集大成者成功的真正原因。笔者以为，这个基本原因就是：永不退缩的寻找自我、永不停歇超越自我。
我们看到：沈从文的爱情虽然是些具有优良品德，具有生命活力的热血青年�信撬堑乃廾词潜缧缘慕峋郑唤鹩沟淖髌分械娜宋锒际悄敲创厦鳎泻玫幕觯６寄芑瘴牟⒁蚧龅酶＃撬淖髌芬恢庇幸桓銮辈氐闹魈馊词恰拔沂撬俊薄�7】；沈从文拒绝像大多数新文学作家那样以新的、西化的、现代的、中心的、精英的、都市的文化眼光去批判旧的、中式的、传统的、边缘的、民间的、乡村的生存方式来试图对已有的文化语境进行改造，而是做出独具个人意味的解答，以其湘西体验熔铸成的文本来对边缘的、民间的、乡村的、传统的文化立场做出坚守的姿态；金庸也没有选择近代以来发生的无数宏大事件作为素材，没有直接描写殖民社会对人的倾轧，没有直接参与反抗殖民统治的战争中，却在文本中用一种文人的方式借用虚拟夸张的浪漫叙事和光怪陆离的江湖传奇来透视现实人生的苦乐真谛和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来对香港殖民统治和内地十多年的人性压制作出无声的抗议……这一切都是寻找自我、定位自我、理解自我、超越自我。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他们不是理解了自己，沈从文会巴巴地从湘西跑到北京去、会在解放后被夺取了写作权后找到了文物研究这一“第二生命”，金庸会在三次被学校开除之后还能一路求学，走上文学的道路，会在武侠小说被茅盾、郑振铎们把武侠小说称为落后的封建的小说之后还死不知悔改的创作“精神鸦片”？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找到了自我，沈从文在生命尽头会告诉我们：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能理解人！如果不是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沈从文超越了自我，他的《边城》和《长河》结尾的安排会一反牧歌情调的常态而写出“冷雨夜”里爷爷倒下白塔也倒下的“雷雨式”悲剧高潮和在《长河》第四卷安排蒋介石将苗民生力送上战场借刀杀人的民族悲剧？在内地长大、在香港殖民地工作的金庸如果不是永不停歇地寻找了自我，他不会在《射雕英雄传》里借郭靖追问：我是汉人，而蒙古却于我有养育大恩，到底该何去何从？不会在《天龙八部》里借萧峰追问：我是契丹人，但是却在汉人的地方长大成人，我到底是该帮契丹人杀汉人还是该帮汉人杀契丹人，“大家好好的都是人”！（《天龙八部·敝屣荣华浮云生死此身何惧》）金庸如果不是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理解了爱情、理解了亲情、理解了友情，他的小说能够赢得几亿读者？……够了，我们从这里已经可以明了：沈从文与金庸笔下的生命意识中的女性爱情、悲剧意识、双重批判都因这个源头而产生，少了谁都可以，少了这个源头可不行。而他们也正是在孜孜不倦的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得到“生命”的理解，获得永不衰竭的创作动力。也因此，沈从文才会说到：“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而他创作的作品也才会“不仅仅只是在编写一个凄婉悲寂的儿女小故事，而是在创造一部解读人生命运、关照民族生存、理解社会变迁、诠释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类典。”【8】而金庸小说也因此才会被人这样理解：“武侠人物的武功和内力修炼，其实就是一种民间假象性的延伸生命力量的方式……主人公在同充满坎坷的命运进行肉搏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体现这种生命本身的英雄气质。”【9】所以，我们也应该已经明了一个问题：沈从文与金庸虽然写了那么对悲剧，但是他们对生命却并没有悲观，“某种向上理想，好好移植到年青生命中，似乎还能发芽生根。”（《长河》题记）
近年来，有关沈从文和金庸等人排名的论争时有耳闻，但我更多的把这看成一场闹剧。文学之所以是人学，就在于文学作品中含蓄不尽的韵外之致和它带给读者去理解世界的千万种契机，而不是梁山好汉的排座次！沈从文与金庸作品中的生命意识告诉我们：文学的写作是生命的写作，同是也是写作生命，这两者缺一不可，有先进的理论和工作环境而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决心，那就绝对无法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而伟大的作家又往往是在生命意识这个共同的主题下贯穿起全部的人生经验，尽管可能走殊途，采取的可能是不同的文化选择。而沈从文又是金庸最喜欢的中国现代作家，金庸曾说：“有人问过我，现代作家中，你最喜欢哪一个，我说我最喜欢湖南作家沈从文。我从小就喜欢看他的作品，现在还是喜欢看。前不久我看了一篇文章，说鲁迅先生写《阿Ｑ正传》，把阿Ｑ当做中国人的典型，愚蠢，搞精神胜利，对世界不了解，尖酸刻薄。他提出来要否定这个人。文章说，沈从文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善良的、温情的、乐观的、可爱的。鲁迅写了很多不好的人物。我想了解中国人既要看沈从文写的好的人物，也要看鲁迅写的不好的人。我写韦小宝时还没有这样想。我想写的是封建时代官场中一些不好的人，受贿，做坏事，各种各样的坏事都做，所以韦小宝基本上是一个不好的人。但他也不全是不好的，他讲义气，够朋友，让人过得去，这是中国人性格中很普遍的。所以虽然不像沈从文文章中的人物那么好，但也有十分之一的好处在那里。”【10】这段话应当更有助于我们对二人生命意识的比较研究，我们是否也可以理解为沈从文作品中的生命意识与金庸作品中的生命意识本来就是水乳交融的呢？我想，还是有共通的成分的。
注释：
【1】格非《〈柏子〉与虚假性叙事》一文指出，柏子并非实指而是虚指，因此柏子是所有水手中的任何一人，象征的是山水的力量。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2】三毛：《梦里花落知多少》，见《金庸小说人论》第268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3】吴晓东：《限制视角中的叙事空间》，《沈从文名作欣赏》第81-82页，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4】见严家炎：《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金庸小说论稿》第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一月第一版
【5】梁羽生：《金庸梁羽生合论》，见《梁羽生传奇》附录，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二版
【6】《倚天屠龙记》开始其实也点明了复仇的主题，但金庸还是与开头郭襄部分的故事一样在下文转笔了。很多评论者指出：这两个部分的转笔导致了张无忌性格转变的前后脱节。
【7】《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傻头傻脑的追问：我是谁？欧阳峰疯了后也在问：“我是谁？”《侠客行》里则干脆把最后一回的回目定为“我是谁？”等等，这些都表现了金庸对自我的寻找、身份定位时的矛盾心态。这一点是所有武侠小说里特有的。
【8】向成国：《翠翠令沈从文托起了一座〈边城〉》，见《从文学刊》第一辑28-2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一版
【9】姚晓雷：《金庸：都市民间舞台上的欲望舞蹈》，见陈思和主编《无名时代的文学批评》第8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10】金庸：《中国历史大势——金庸湖大千年书院讲座》之《答听者问》，朱汉民、江堤主编《金庸：中国历史大势》，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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